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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小说TXT] 《我读〈孙子〉:兵以诈立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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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5-14 00:51:5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我读《孙子》:兵以诈立
作者:李零


  第一部分

  自序(1)

  一
  西谚云,战争是死亡的筵席(War is death feast)。
  还有什么动物,比人更残忍,饥餐渴饮,自相残杀,
  至今想不出办法,可以制止它。
  以暴易暴,怨怨相报何时了?
  可是,我们还要活下去——别被我们的同类吃掉。
  兵法是生存哲学,我这么想。
  葛兆光说,李零有兵法,时常拿我打镲。
  他请我到清华演讲,特意向学生这么讲。
  司马迁说,孙膑、吴起不会保护自己,
  就像商鞅和韩非,作法自毙,下场很惨。
  中国,玩兵法于生活者太多,我是虽讲而不会用。
  《孙子》是一部兵书。
  但《孙子》不仅是一部兵书,还是一部讲中国智慧的书。
  智慧是个中性词汇,可以做各种解释,
  学以致用不是学以致庸。
 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生意经,或传授阴谋诡计的书,那就错了。
  有人说,华人最滑。
  其实,聪明过头,就是傻。
  谭嗣同说,“众生绝顶聪明处,只在虚无飘渺间”(七律《题江标修书图》)。
  最近,“尊孔读经”又成热门话题。
  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帮倒忙。
  我的看法,中国的经典,不是没人读(五四以来,一直有人读),而是经典的概念发生变化,读法和以前不一样,用不着哭天抹泪,说不读经典,就天塌地陷、亡国灭种,更不必瞎扯,人家的文明走进死胡同,非得求咱们拉一把,看在孔子的面上。
  五四以来,孔子走下圣坛,重归诸子,提高了诸子的地位,五经也各得其所。
  这是好事。
  如《诗经》,现在多放在文学专业,和集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;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,也放在历史专业,和史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;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,则放在哲学专业,和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搁在一块儿讲。三礼,王文锦先生讲课,是在我们的考古系。
  经典,当一般古书读,本来就五味杂陈,是个大杂烩。近代,大卸八块,解构重组,这很正常。不是不读,而是换个方法读。
  另外,打利玛窦来中国,400多年了,咱们的书,不光中国人读,外国人也读,比如国外的书店,汉籍之中,译本最多,要数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和《孙子》。《论语》是咱们的看家宝,翻译最早,但广大外国老百姓,读者寥寥,反而排在这三本书的后面。
  道理何在,值得思考。
  近代,有个毫无道理的说法,一直有人讲:
  西洋科技好,中国道德高。
  中国的道德,哪点比人高?
  现在的道德,更是糟之又糟。
  贪官豪夺,奸商巧取,
  老百姓也无心学好(光靠勤劳,只能当“杨白劳”),
  良心都揣在了裤裆里。
  当年,西方初遇中国,他们对我们的看法,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。比如黑格尔讲中国哲学,第一是《论语》,第二是《周易》,第三是《老子》。三段论,排在前头的,最低级;排在后面的,反而高级。他最看不上《论语》,说这本书,一点哲学味道都没有,读过原书,只有一个印象,就是为他老人家的名誉着想,要是他的书从来没人翻译,就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《哲学史讲演录》,北京:三联书店,1956年,第一卷,119—120页……
  西化后的中国,我们有了“哲学”概念,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。
  1930—1934年,冯友兰写《中国哲学史》,一上来,先讲取材标准,什么是哲学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1年,上册,25—27页……日人高濑武次《**哲学史》为兵书作提要,特别推重《孙子》,冯先生以为大谬。他说,兵家著述是哲学以外的东西,本书不能收,书中没有《孙子》。1962年,他写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,才把《孙子》收进来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62年,197—201页……
  兵法里面有哲学吗?
  北魏,魏太祖不懂中国书,他问李先:“天下何书最善,可以益人神智?”李先说:“唯有经书。三皇五帝治化之典,可以补王者神智。”(《魏书·李先传》)。这是尊孔读经风气下的传统说法。
  然而,1984年,李泽厚先生写了篇文章,叫《孙老韩合说》李泽厚《孙老韩合说》,收入所著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5年,77—105页……他说,从孙子到老子到韩非子,“由兵家到道家到法家再到道法家,是一根很有意思的思想线索”,中国思想,从《孙子》的军事辩证法发展为《老子》的哲学思想,从《老子》的哲学思想发展为《韩非子》的帝王术,最后到《韩非子》,才“益人神智”,一字一句,“多么犀利、冷静和‘清醒’,然而又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”。汉以来的儒家,外面是儒术,里面是这类东西,《易传》代表的儒家世界观是继老,汉儒的统治术是承韩。
  在他看来,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。近来,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何炳棣《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:〈老子〉辩证思维源于〈孙子兵法〉的论证》,收入所著《有关〈孙子〉、〈老子〉的三篇考证》,台北: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,2002年,1—35页。,也强调了《孙子》的重要性。
  李先生说,《老子》受《孙子》影响,《易传》受《老子》影响,只是假说,未必被普遍接受,也很难被证明,但在以往的研究中,这是最高屋建瓴、洞察隐微,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,难怪屡被引用。
  今天,读经典,有两本书不能没有,一本是《孙子》,上面说了,最有智慧,百代谈兵之祖;一本是《老子》,教我们放下“人”的架子,别跟人逞能,要谈宇宙人生,老子天下第一。
  这两本书很短,都在五六千字左右,连读带讲,一学期,正好。还有一本,也很短,是儒经中的《周易》,但《易经》本身,离开《易传》,也就没意思,加上《易传》,字数也不少。数术无经典,《易传》很重要,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,它是必读书。《论语》,我也很重视,没有理由不重视,但不是学哲学,也不是学道德(我有《论语》讲义,另外讨论)。这书的篇幅大了点。上面三本书,《孙子》、《老子》和《周易》,全都加起来,才顶得上一部《论语》。其他子书,多是皇皇巨著,不选没法讲。
  《孙子》不是经典,什么是经典?
  二
  说起讲授《孙子》,我想向读者做点介绍,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讲课经验。
  我是198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,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,头一回在北大讲课,就是讲《孙子》。北大,我是外来户。古文献,我是外行(原来是学商周考古和古文字)。人太嫩,名太小,地位一点没有。
  1986年,备课一年,我开始试讲,讲授对象是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,人很少,大概只有十人左右。当时,出于对北大的敬畏,我想学术一点。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,讲《孙子》中的疑难点,但效果不理想。
  第二堂课,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。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,叫韩振宇,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。他来,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。韩说,同学们反映,您的课太深,听不懂,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,委托我跟您讲一声,我们都很忙,以后就不来了。
  这是我头一回上课,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
  我能说什么呢?人家不爱听,总不能拉着别人听。
  走就走吧。
  还有一个学生,叫魏立德(Francois Wildt),岁数跟我差不多,法国来的,留在教室里,不肯走。他说,老师,他们不听,我想听。我说,就俩人,还占这么大个教室,太没意思了。你要听,就到家里来吧。
  那阵儿,我还住人大林园六楼我父母家里。没房,学校不分,我也不要。除了上课,不去学校。现在正好,彻底不去了。每次上课,魏立德都很守时,总是提前一点到,不到正点不上楼。我从窗子往外瞧,他在树下抽烟。
  后来,他成了专家,真正的专家。他翻译过《三十六计》,在法国卖得很好。在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中,他最懂法国理论,也最通中国兵法。特别是他讲奇正的文章,是理解最深刻的一篇(参看本书第七讲)。
  1989年以前,学生经常不听课,在宿舍睡大觉,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,课堂里稀稀拉拉。他们还喝酒,我带的那个班,他们就拉我到宿舍喝酒。后来,发生了“柴庆丰事件”,学校规定,酒不能喝了。但毕业是例外。为了庆祝,他们照例要和老师撮一顿。我记得,有一个班,他们拿啤酒一杯一杯灌我,碰杯时,总是说,谢谢您教我们兵法。我头有点重,但不及于乱,回家还能骑自行车,天不旋,地不转。
  我觉得,他们只是客气。
  这是往事,走麦城的事。
  卖个破绽给你听。
  凡是上我的课,我的态度一贯是,爱听就听,不爱听就不听,人来人去两由之。
  有个学期,我做过试验,把《孙子》课扩讲,不光讲《孙子》,还讲其他兵书,学生不多。
  那学期,有两个外国学生听课,一个是美国人,叫郭锦(Laura A.Skosey);一个是加拿大人,叫江忆恩(Alastair I.Johnson)。郭锦曾带安乐哲(Roger Ames)教授到我家谈话,看我和魏立德一起用英文翻译《孙子兵法》的讨论稿。后来,他做了一个新的《孙子兵法》译本,参考银雀山汉简的译本。在申谢中,他说他曾受益于我。江忆恩,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,我在美国,跟他通过电话。1995年,他写过一本讲明代战略文化的书。他说,西方人一直有个印象,中国传统,重视战略防御,崇尚有限战争,低估“纯暴力”,其实,它还有另一面。我的印象是,中国传统,确实不够凶蛮,但也不是“和平鸽”。
  再往后,现在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罗斌(Robin McNeal)也听我的课,他在美国也讲兵书。
  中国学生,我只辅导过顾青,研究《尉缭子》;还有张大超和田天,研究《六韬》。日本来的石井真美子,写过不少研究《孙子》的文章,最近也来听我的课。
  1989年、1990年和1992年,我参加过三次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。这最初的三届,我都参加了。在会上,我认识了不少军队学者,如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、于汝波、黄朴民、刘庆等先生。地方学者,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炳安先生,北京的穆志超先生,齐鲁书社的李兴斌先生等,也是在会上认识的。还有吴九龙先生,以前就认识。军事科学院组织的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会,要我担任理事,但我尸位素餐,以后的会议,全都没参加。
  我喜欢业余身份。除极个别有东西可看、有消息可听的会,我已不参加。
  陆达节以后,许宝林、杨炳安、穆志超、于汝波先生,他们对文献著录的考证,对后学贡献较大,可惜不在了。
  国外,对兵书感兴趣,有几位学者,我比较熟悉,如叶山(Robin D.S.Yates)教授和石施道(Krzystor Gawlikowski)教授。他们都是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五卷第六分册(讲军事技术)的作者。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,还有一位,我不认识。鲁威仪(Mark Edward Lewis)教授的书,《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》,也很有意思。我从这些学者,学到很多东西。特别是叶山教授的书,我在这部讲义的第五讲引用了他的成果。
  二十年过去,我讲过多少回《孙子》,已经记不清了。
 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感觉一天一天好起来。
  一是手中有书,心里不慌。我出了两本书:《〈孙子〉古本研究》(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年)和《吴孙子发微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97年)。这两本书,对有关研究做了全面清理,基础是有了。最近,中华书局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,稍加修订,取名为《〈孙子〉十三篇综合研究》(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),进行再版,是本书的研究基础和辅助读物。
  二是对时间的掌握,对语速的控制,比以前好一点。《孙子》只有五六千字,一堂课只有四五百字,稍微发挥一下,时间就满了。不能讲太多,也不能讲太少。有书,用不着满黑板抄。
  三是我爱离开书本,东拉西扯。故事会,学生喜欢。北大老师,有经验之谈,千万不能编教材,教材出版之时就是课程结束之日,有书,学生不爱听,老师没法讲。我的理解不一样。我不怕出书。没书,一定要讲出本书;有书,正好神游物外,可以离开书本,讲很多有关的话题。课下读书,课上吹风,各有各的用。
  我也是学生。
  我是我最好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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